移居大上海

　　去年一场台风和大雨把黄秀卿在台北的餐厅淹了，“我想也好，反正也赚不到钱，没什么舍不得的。”黄秀卿说，几个月后她来到上海，在新天地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厅，不到一年，他们在浦东的分店也要开张了，“我在台湾失散的很多老主顾，又都在这条街找到了。”也是在去年，温州人伍成放弃了在南方创造的基业，来到上海，此前他曾在塑料模具这个行当里闯荡了十多年，“我一到上海就闻到那股能赚到钱的味儿，全世界的人都在往这儿赶呀！”伍成在上海投了二百多万，他说这个行业已经被香港人占领了，他的资本只占香港大公司的1/50，但仍然有赚，“只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有多大”。

　　张安佐来苏州已经三年了，他是台湾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总部的副总经理，“昨天有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是一个算命的小程序，其中有一个问题，你愿意生活在200万人的大城市还是5万人的小镇中呢？这个答案将必然的联系到你的寿命。”张安佐说，此前他曾在明基的中东公司工作。像他这样的人，在苏州被称为“台干”，但张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分类，“我的太太、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目前他的太太也随他一起居住在“小天堂”，两个儿子都在苏州本地读书，张安佐目前正在考虑建一个物流中心，现在每天集装箱大卡车通过川流不息的沪宁高速公路，把明基生产的键盘、鼠标、显示器，运往100公里以外的上海港，再转运世界各地。

　　“上海是一个符号，它意味着:国际化，赚钱，市场，机会，小资或中产……”上海计委的一位做人口研究的官员对记者说，“这是一面号召人们往上海进军的旗帜。”

　　与此同时，很多大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围绕上海展开。在杭州湾的大小洋山，上海正在修建自己的深水港，希望借此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大小洋山港将通过32公里长的东海大桥与南汇芦潮港相连。而在不远的宁波慈溪，浙江也在修建自己的跨海大桥，长达36公里，把宁波和上海连起来，路程缩短到两小时，从宁波北仑港出来的集装箱将直通上海和苏南，不必绕过杭州湾。而5年后，东海上将同时立起两座三十多公里的跨海大桥。

　　“上海的南面:宁波、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东面:南通、苏州、无锡、常州，这9座城市和上海的联系，已经远超于了他们和省内的联系。”单强对记者说，他是苏州大学苏南经济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事实上，早在60年代，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便被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列为世界上六大城市带之一。目前该地区有14个城市、13个地区，10万平方公里，人口7200万，百万人以上的城市3座;50～100万人的城市4座;20～50万人的城市6座。

　　“‘大上海经济圈’已经突破了行政区划，形成了一个经济体，城市连成一片，就像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直接参与国际竞争。”

　　上海南汇的芦潮港是长江三角洲伸向东海的尖角，现在芦潮港外的海面上慢慢的开始打桩。从今年6月18日开始，规模浩大的大小洋山港和东海大桥全面开工。一期工程由深水港、东海大桥和芦潮港的港城新村三部分所组成。今年4月，作为工程投资主体的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指挥部、东海大桥项目公司、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先后成立。东海大桥全长32公里，参与该工程建设的工程师王华和记者说，大桥从上海南汇芦潮港出发，经过大乌龟岛、小洋山岛到大洋山岛，它将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年通过能力500万标准箱以上。在陆地上，它将与正在修建的沪芦高速公路（A2公路）对接，融入大上海交通圈。

　　记者手中的一份工程报告数据显示:据规划，洋山深水港区将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一期为枢纽港起步工程，拟建5个第五和第六代集装箱船专用泊位，码头总长度为1600米，设计年吞吐量220万标准箱，一期工程将于2005年建成。

　　缺少深水良港一直是上海航运业发展的心头之痛。长江口航道整治一期结束后，长江口的航道水深可达8.5米，但还是不能满足大型集装箱船进入的需要。而位于崎岖列岛的大小洋山岛，水深可达15米，可进出第五第六代集装箱船。它距离上海的芦潮港只有32公里，是优良的天然深水港。它向东经黄海直通外海，距国际海运航线公里。

　　“而最重要的，选择在上海建深水港，是由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地位决定的。任何一个航运中心必须是紧贴国际大都市，有完整的物流配送系统、足够的箱源，有广阔的腹地和潜力巨大的市场，纽约、鹿特丹，莫不如此。”上海计委李耀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海最初定位是三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于越敏向记者回顾政策发展，他是华东师大城市区域研究所教授，曾参加洋山港规划论证，“后来加入了航运中心，这对制造业出口很重要。目前上海港的工作人员只有几千名，而做出口代理生意的就有2万人”。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和记者说，上海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必须争分夺秒，目前，东亚的韩国釜山、台湾地区的高雄等地都在竞争这个航运中心地位，如果依靠长江口航道整治到12.5米水深，那要等到2007年，“而上海已经来不及了！”李耀新和记者说，他们做过测算，如果上海的货物从别国别地的港口出口的线%，“已经完全抵消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记者从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得到的数据，90年代以来，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平均增长率在25%以上。2000年上海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61.3万标准箱，较1999年增长33.1%。200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634万箱。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最近的预测表明，到今年底，上海港的总吞吐量将突破2.5亿吨，达到世界第二大港新加坡去年的吞吐量水平;集装箱吞吐量预计突破800万标准箱，将创下历史纪录。

　　李耀新认为，更重要的是，洋山港一定会把生意做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公路、水运连将为一体，并会带动沿海沿江港口群的发展。大家不再是在小锅里抢几粒米，而是一口大锅里分几大碗饭。”

　　对这一点，浙江人并不完全认同。浙江人要造自己的大桥，跨过杭州湾把宁波北仑港和上海紧紧锁住。“这同样是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工程，它需要7900多根桩，有700个墩身，水上高度达20米，桥面宽33米，6车道。”朱瑶宏是杭州湾大桥工程指挥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和记者说，设计中在南北都预留了通航孔，采用斜拉式，北通航口主跨448米，设计通航能力为3.5万吨，南通航口主跨318米，也可通行万吨级船舶。

　　坐车从宁波慈溪县城向北是一大片开阔地，途中经过一个叫“沧田”的小镇。几百年来，杭州湾南蚀北淤，政府不断修造堤坝围田防洪，当地人遂以一塘、二塘、三塘来命名那些用堤坝围起来的土地，而今已围到了十塘。未来的杭州湾大桥，就要从这里伸到对岸海盐县的郑家棣。工程到年底才可能动工，现在的海面上还一片寂静，陆地上的一些配套设施已经开工，高标准的公路，输送高压电的巨大铁塔、变电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手机通讯机站也已经高高地竖在了海边。

　　朱瑶宏说，由于海上施工需要，水中央将建起一座面积上万平米的施工平台。现在，已有专家在对这块平台做设计，建造宾馆和娱乐设施，要把它建成一个海上观景平台和休闲旅游景点。这座设计长度36公里的桥将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北岸，它将与沪杭高速公路相接;南岸，与329国道、宁波外环线相连，使上海与我国东南沿海的台州、温州乃至福州厦门等地连为一体。它使宁波到上海的路程缩短到120公里，沪甬之间只要两个多小时就可到达。这一个数字对现在而言是四五个小时的汽车，在90年代则意味着一宿的轮船或火车。

　　杭州湾大桥的最新投资额已从最初估算的60亿追加到108亿。9月20日，杭州湾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金建明宣布，项目公司资本金38.5亿元已经到位，其中民间资本占56%，国有资本只占44%。其余建设资金已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承诺贷款解决。仅在慈溪当地，就有浙江海通食品集团等7家企业入股10%。

　　大桥指挥部和宁波市曾组织过一次OD（运量）调查，在大桥建成后当年车辆日通行量将达4.4万辆，到2026年将达9万余辆。有人计算，如按照这一个运量计算，以每辆车200元的通行费计算的线年。

　　“对宁波来说，大桥是创世纪的。”常年在这条线上奔波的商人王名海说。“造大桥对宁波影响太大了，现在有钱人都到上海买房置业了，没多少钱的人在等着大桥开通到上海做生活。你看现在宁波大的集团杉杉、雅戈尔都把总部迁到上海了，宁波的汉通海鲜城落户上海，进去吃饭全要订座。我相信，上海不久就可能流行宁波菜。”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朱芬说。

　　“与苏南相比，宁波已经迟到了，浙江动得晚了。”于越敏对记者说，谁先与上海搭上线，谁就处于更有利地位，江苏最先修的就是沪宁高速，而浙江90年代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宁波，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沪甬而不是沪杭。“现在大量外资公司在苏南设厂，80%的集装箱货源是苏南和上海的，这也使得洋山港不得不上马了。”

　　另一条由北面进入上海的快速通道——苏通大桥也已进入规划期，这座大桥将贯穿长江口，把苏北的南通与上海相连，使苏北地区更快融入上海经济圈。届时，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将可能联成一体。

　　驱车从上海走沪宁高速去苏州，90年代末完工的快速通道已经十分拥挤，有些地段只能开到50公里，若遇事故，集装箱卡车则排出几公里。“现在苏州有个夸张的比喻:沪宁高速一堵车，电脑价格就要翻一番。”单强说。

　　“苏州人更聪明地利用了交通优势。”华东师大长江流域研究院的徐长乐教授对记者说，“他们招商时，会说:‘上海机场就是我们的机场’，‘上海市场就是我们的市场’。”台湾的明基电通公司据说就是这么“骗”来的。1993年明基在苏州狮子山下设厂，“到目前，我估计明基已经为苏州陆续带来了200～400家供货厂”。明基电通中国营销总部的副总经理张安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今年5月，明基的显示器面板供货商友达光电在苏州的工厂开工，几乎国内所有叫得上名字的电子科技类产品，无论笔记本电脑还是数码相机，都由此公司提供液晶面板，生产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2～3位。“你现在去买一张苏州旅游图，我坐的这一个位置还标着跨塘镇政府。”总经理彭双浪坐在崭新的会议室里对记者说，“我们厂区480亩，去年四五月份我们的角度来看地，两天就拍板决定，从6月开始政府用两个月就迁出了所有机构，平整了土地。我们也只用了一天，就办完了注册公司的全部手续。”去年12月工厂招收了1700名工人，并开始培训;今年1月彭双浪和太太将家搬到了苏州，友达光电一共派来了40多名“台干”，“有家有室的都举家迁徙”。彭说。在苏州工业园，友达光电一次性购买了480亩土地，所有设施总投资1亿多美元，但一期工厂只用了不到1/5的面积，二期工厂即将开工，到时也只用了1/2资源。

　　友达光电在台湾还有4家工厂。按照他们的生产的基本工艺，先在一块玻璃上做235.9万个晶体管，上面再压一块玻璃，这是一种有颜色的彩色滤光片，两块玻璃间充满液体，然后轧制成一块块半成品，完成这些工序要7天左右时间。随后这些模板在基隆装入集装箱上船，7～8天后到上海港，再用两天时间通关运到苏州工厂。在苏州，将驱动集成电路打到玻璃上，并完成后期制作形成产品，或从上海港销往日本、美国。友达光电现在一个月的产量有十余万片，每周要消耗5～6个集装箱的半成品。“到明年上半年大尺寸的模板产量能够达到每月50万片。”彭双浪说，“这是什么概念？现在世界上的排名第四厂商的规模就等于此。”

　　彭双浪和记者说，友达光电上游产品有三四十种，目前大部分供货商都聚集在苏州，最近的电路板提供者日东电工就在隔壁;而下游客户中最近的是大众电脑，不过在几百米外的出口加工区。“在苏州办厂，人力成本便宜只是一方面。”彭双浪对记者说，“产业链的聚集，使我们的库存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大幅度下降。”

　　友达光电不仅是明基供货商，也是明基的子公司，在明基产业链上，很难数清这是第几家“尾随”而来的企业。“1993年第一次和我们大家一起考察苏州的有二十余家厂商，最后14家落户吴江。”张安佐说，“现在全国有2000多家上游企业为我们供货，一个月订单有1万多。”不到十年时间明基一共圈了四块地，第一块有60亩，用作办公室，还包括了一个沙滩排球场;第二块地800亩，用作厂房，实在太大就开辟了4块标准足球场;第三、第四块地刚刚平整出来。张安佐解释说，做一个企业要至少考虑5年10年的发展，“现在大陆的业务，制造这部分占我们全部的50%，但品牌还只有1/4，研发不到两成。3到5年要把后两项提升上去。”

　　大量外资进入，使苏州的面貌彻底改变。一条路一条河将苏州切成三段，“西面的是‘新苏州’，东面的是‘洋苏州’，小桥流水夹在中间。”单强说。一位出租车司机和记者说，每天下午四点半，无论他在哪里都要赶到工业园的日立公司门口，那里的日本人都住在御花园小区，走一次能挣三十多元，还经常能拉到去浦东机场的活，一趟就挣500元，由于车是自己的，像他这样的司机一年能挣10万元。“谁也想象不到，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地方会变成一个经济大市。1999年苏州的GDP位列全国各省市的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2000年也仅以微小差距列居第五。”徐长乐说。谢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全苏州今年的工业增长会达到23%，IT行业产值增长超过50%，财政收入1～8月份比去年增长了30%，今年共签下1600家外资企业落户，台商占一半，总共投资20亿美元，“平均一天进3家台商”。

　　从1994年苏州开始大规模招商，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苏州市台办主任谢鸣，他曾3次去台湾地区10次去日本招商洽谈。“后来台湾已经把我列入黑名单了。”9月20日谢鸣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他们不让我去台湾，说我把台湾掏空了。”谢鸣和记者说，更深的背景是，苏州一直在考虑和上海的关系，如何依靠上海发展，“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大树底下不长草？”

　　90年代初、苏州确立了“四沿”的发展趋势:沿江建立钢铁、造纸、纺织等工业基地;沿线（铁路、公路）建立高技术制造基地，包括IT、医药;沿湖（太湖）建立旅游度假区，发展生态农业和别墅房地产;沿沪围绕上海发展加工配套，建立物流中心。“我们80%的物流都走上海港，上海各大银行为这里的公司可以提供金融服务。上海有大气魄，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国际一流的，这对苏州的观念带动很大。”谢明说，“我们定位就是‘小苏州、大上海’。”苏州名产碧螺春，一般多种在果树下，茶叶吸收了果香，而果树吸收了茶香，现在这种农艺技术更多地被用来形容苏州与上海的关系。苏州市委书记是上海人，他说:“我们是要在‘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碧螺春喜阴，不要多少阳光也能活得滋润。只要高低、阴阳搭配得当，灵活采用混种、套种、轮种的办法，碧螺春和大树都能相得益彰，联动发展。”

　　每年10月，阳澄湖的大闸蟹肥了，也是昆山政府最繁忙的时节，全年最重要的招商洽谈会将借着大闸蟹的名头举行。昆山是苏州所辖五市七区中最靠近上海的一个县级市，现在这里由于台商密集被称为小台北，坐公共汽车听乘务员报站:“统一到了……捷安特到了……”

　　“1985年我们搞开发区的时候，昆山是一个农业县，工业产值只有1亿元，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企业的产值。”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有些沧桑感地对记者说，“今年全市工业产值能够达到1000亿;1985年县里财政收入6000万，今年能够达到40亿，上缴中央20亿。”从1亿到1000亿用了17年，这个起初只有4万人的小县，不了解是否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现在昆山共有30万人，1/3在开发区工厂工作。按照昆山政府的数字，上半年昆山一天有三个1000万:引进外资1000万，出口额1000万，财政收入1000万。现在100多家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正在动工，六十多个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也正在进入。

　　开发区主任宣炳龙1965年参加工作，曾当过供销员、厂长，后任昆山计委主任、副市长，从开发区创立17年来一直担任直接领导工作。他说:“昆山开发区1985年成立，当时是偷偷摸摸搞的，根本就没有正真获得国家批准，我们当时很穷没有钱搞基础设施，就批租土地。1987年卖了第一块地，这是违反宪法的呀，反对我的人手里都有，问我姓‘资’还是姓‘社’，我当时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不理他，干了再说’。17年过去，有人升迁有人下牢，只有我没有动悬在中间，我总是想，毛主席说的对，‘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开发区是一个私生子，起初的策略是“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就是吸引上海的企业来办分厂，同时帮助老三线山沟中的军工厂销售民用产品。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后才正式戴上红帽子，上了国家的开发区目录。

　　“我对开发区的干部说，人家美国不好玩，日本不好玩，跑到你昆山鬼地方来玩？人家是来赚钱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服务帮他们赚钱。”宣炳龙说，所谓七通一平只是最简单的硬环境，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能力与作风，这是软环境。台湾人做生意讲究吉利，1994年捷安特落户昆山，捷安特在台湾的工厂前的路叫“顺帆路”，便向昆山政府提出能不能改名，于是现在捷安特公司的厂址就是“昆山顺帆路1号”。

　　谢鸣将概括政府作风概括为三方面:安商、扶商和富商，也就是说完全开绿灯的服务，“安商就是要让商人对投资有安全感;扶商是要做好服务，外商刚来人生地不熟，经常是我们拿着文件去办各种手续，我们说，‘你不了解中国情况，不知道该拜哪个菩萨，不知道哪个菩萨管天，哪个管地’，后来经常有中央官员问我们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钱，积极性那么高;富商就是提供条件帮助商人赚钱，比如说通关，从开始的7天到5天再到两天，现在最快24小时。”

　　“由于三角洲地区均属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于越敏说，“因而争夺投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两省一市之间，一省之内的市与市、市与县、县与县之间也并非一团和气。”以沪宁高速公路建设为例，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上了建设日程，但当时由于投资比例等原因搁浅。90年代浦东大开发确立了上海的龙头地位，江苏省开始加速修建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的248公里，自筹资金65亿元，上海政府修建了上海境内的26公里。上海停止了黄浦江的过桥费，但把这笔收费转移到了外省进沪车辆上。

　　从2001年始，两省一市领导碰头会已成为每年常例，大上海的经济一体化于是有明确地推动。“两省一市的合作已形成了制度和固定的工作班子，合作级别也很高，由常务副省长（市长）带队。”上海计委产业发展处处长李耀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解决行政区间经济矛盾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于越敏说，“一种是上层路线年代国务院就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另一种方式是民间路线，依靠经济往来，劳动力的流动，突破行政壁垒，建立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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